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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天下

    桐城派发源于大别山东麓的桐城,历史上名家辈出,其文风、思想独占中国文坛300年之久。桐城派虽然在近代销声匿迹,但它的影响却持续至今——有专家指出,近代中国思想之所以会向“实用”、“经济”转变,其直接的源流就来自桐城派。图为安徽桐城古镇风貌,徜徉于此,人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桐城文派的遗脉。
  桐城、桐城派是大别山东麓避不开的话题,“天下文章数桐城”——这句响当当的话从明末到晚清,被天下人足足念诵了300年。 
  桐城派是个学术流派。按理说无论是在哪个时代,搞学术的人总是少数,他们的影响也很难超出学术圈子,发散到社会之上。但桐城派不同,他们治学崇尚务实与“经世致用”,重经济、重实用,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。

  桐城派显赫历史300年,在近代归于沉寂——躯壳虽然湮没,但桐城派的精髓却留了下来,被后世中国人秉承的“实用、务实”思想正是由桐城发端的。


  桐城人为什么聪明?
   “上有九头鸟,下有湖北佬”,这句用来形容湖北人头脑灵活、精明的话,其实并不完整,后面还有半句——“三个湖北佬斗不过一个桐城佬”。桐城人的聪慧、好学世所公认。比如,在明清两朝赫赫扬扬300年的“桐城派”就是明证。
桐城派及桐城人
       要说桐城派,先来看桐城。桐城位于大别山东麓靠北,现在为一县级市,属安庆市管辖。桐城具备了一个山麓城市的所有特点:地势由高到低慢慢过渡,山地、丘陵、平原呈阶梯分布,境内4条河流全部发源于大别山,向西注入长江。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,这是桐城最大的特点。
  山水虽然好看,但并不养人,尤其是在农耕年代,土地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。所幸,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,大别山东麓最好的耕地几乎都集中在了这里,历史上桐城盛产稻米,直到今天它还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。安居乐业后自然就该读书了——桐城派的兴起与桐城地理有割不断的联系。
  正是因为根植于这片山水土地,桐城派才成为了一个“务实的学术流派”。在桐城派诞生的明朝末年,天下的学风、文风一如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,散发着腐朽的气味。整个明末,桐城文人内心都深处矛盾之中,他们渴望“出世”,但颓废的世道又与桐城文人内心的清丽质朴格格不入。这一时期,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别多,他们亦耕亦读,开馆授课,影响遍及长江下游地区。

  说来也怪,那些由桐城文人发蒙的子弟,头脑似乎都要聪明一些,“子弟从桐城学,焕然一新,机锋见于言辩”,清初扬州富商邓大同曾为族中子弟延请桐城教师,学了一段时间后,他发现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,敏而好学,再不是从前那副木讷呆笨的样子。同样的儒学教材、同样的孩童,为什么一经桐城教师教授,效果就大不一样?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桐城学问注重务实,言之有物,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往往讲求与现实结合,“活学活用”与死记硬背相比自然有趣得多了——套用今天的话讲,桐城文人的治学方法是有助于开发人脑智力潜能的。


       桐城派及桐城人
       最晚在17世纪初(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),桐城文人就已获得了极高的声望,而“桐城人聪明”的说法也在此时被外人认可。进入清初康熙、雍正年间,随着桐城文人纷纷“入世”,影响力日益扩大——聪明的桐城人开始书写历史。
  桐城四祖与“京城官生半桐城”
  桐城派有“四祖”——戴名世、方苞、刘大櫆、姚鼐。这四人在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,桐城派独霸中国文坛300年,基业正是他们开创的。
 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开始。他天资聪颖,6岁开蒙就读,11岁便熟背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被乡里长辈公认为“秀出者”。20岁时,戴名世开馆执教,不久之后就因才华卓异入北京,选为八旗正蓝旗教习。
  在北京期间,戴名世“文名渐起”,弟子尤云鹗将他的习作刊刻出版,这就是著名的《南山集》。此书一经问世,即风行各省,其发行量之大、流传之广,在当时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见的。而桐城派的治学主张、特点也随《南山集》一起风行,为当时文人模仿。
  《南山集》让戴名世名动天下,集子刊印后的第9年——即康熙四十八年,戴名世参加殿试,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的成绩高中“榜眼”,授翰林院编修。此时的他名望如日中天,读书人从全国各地赶来拜访,翰林院外经常门庭若市。
  然而,或许正是应了“树大招风”这句俗语——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臣、天下学人的泰斗,戴名世不仅为声名所累,也招来了他人嫌隙。康熙五十年(公元1711年),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所著《南山集》中多次引用南明年号,实乃“大不敬”。康熙五十年距《南山集》刊印已过了11年,一本早已沉入时间的著作,怎么现在才被翻出来,成为作者“大不敬”的罪证?很显然,戴名世被小人算计了。
  参劾状送到了康熙面前,这位“明君”难道就不明就里吗?不,他两眼一眨,动起了帝王心术——他要杀鸡儆猴,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华再大,也不过是我手中的羔羊罢了。公元1713年初春,戴名世被腰斩处死,时年60岁。噩耗传到桐城,为避受牵连之祸,戴氏家族100余口全部投塘自杀。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镇清水村,池水幽黑,透着死亡的气息。
 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,不过文化的精华始终是强权、冤狱压制不住的。康熙五十二年(公元1713年)冬,受《南山集》案牵连的方苞被“恩释出狱”,这位桐城派大家显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训,他一面著书立说,一面又韬光养晦,平生虽两次入南书房参与政事,却又对政治和权利全无野心。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,他改变了戴名世死后桐城派“万马齐喑”的局面,而后世的刘大櫆、姚鼐之所以能继往开来,发扬桐城派,归根结底他们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。
       桐城派及桐城人

       经过“桐城四祖”的开拓,到了乾隆朝中后期,桐城派学术极大繁荣,当时就有“京城官生半桐城”(北京的官员、士生半数都是桐城派弟子)的说法。清初100多年,历经康、雍、乾三朝,桐城派不仅能在“文字狱”的夹缝中生存下来,还发扬壮大,这与桐城派文人倡导的务实实用是分不开的——他们不与强权正面冲突,消耗精力,而是登峰造极,追求学术的顶点。而桐城派的“实用”主张,直接影响了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甚至更往后的中国改革。


  影响至今的“实用”思想
 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时,但这毕竟已是往事,它推崇的“义法”、“言有物”、“言有序”在今天看来毕竟时隔久远,激不起人们的太多兴趣。然而,当我们抛开这些单纯的、阳春白雪似的治学手段,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时,我们会惊讶地发现:这个发源于大别山东麓小城的文派,其影响已穿越时代,并渗透到社会精神的方方面面。
  桐城派后辈、姚鼐的高足姚莹曾明确将桐城派要义归纳为“义理、经济、多闻、辞章”,这里的“经济”很引人注意——什么是经济?简单说来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,它涵盖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,如管理、财务、民事,甚至还涉及自然科学领域。桐城派之前,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屑于这些“经济”之学的,他们只读圣贤书,用儒学八股敲开仕途的大门。
  在桐城派崛起的时代,中国知识界的另一种风气是“重考据”,所谓考据就是研究古文献时,找出极为翔实的资料来考核、证实和说明。考据是一门“向后看”的学问,它厚古薄今,虽于现实无所补益,但又能引经据典,让人获得博学的虚名。对于繁琐的考据,桐城派文人大感厌倦,他们依然重经济、重实用,在知识领域树起了一面鲜明的大旗。

    被这面大旗吸引来的,就有曾国藩。曾国藩最初并不是桐城弟子,后来受桐城派经世致用思想的感召,转从姚鼐学习。随着曾国藩平步青云,成为晚清重臣,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也发扬光大。


      桐城派及桐城人
  1861年,曾国藩在大别山下创办安庆军械所,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制作枪支武器。文绉绉的书生官僚从此“跨界”,引发了晚清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。洋务运动的宗旨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号召学习西方——因此洋务运动就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守旧派的反对。每到此时,曾国藩总会引用桐城派的观点进行反驳——“苟通义理之学,而经济该乎其中矣”,这句话的意思是:即使熟读了书本经典、义理之学也还远远不够,要想有益国家,经济之学就必须重视,放在显著位置。
   曾国藩是桐城派经世致用的践行者,后来的李鸿章、张之洞等人显然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,不然洋务运动就不会整整持续半个世纪。1911年清朝覆亡,桐城派思想并没有偃旗息鼓,“实用”、“经济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,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从此为之一变——后世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,如五四运动追求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(即民主与科学),改革开放后又提倡“黑猫白猫”,桐城思想的影子在其间若隐若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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